二、自然災害與科技災害
自然災害，顧名思義，是人無法加以控制的。我們無法阻止颶風，把它趕回海裡去；也不能阻擋地震或龍捲風的發生。我們所能做的也許是減少它們所帶來的損害，但是它的發生是無法控制的。這些事件人們從來就沒有加以控制過，而且也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做來阻止它的發生，所以它反映了我們的缺乏控制(lack of control)。然而科技災害卻反映了曾經在我們控制之下的系統的失敗。核子反應爐、水壩、化學廢棄物應該都是科技系統裡可以控制的部分，因此當它發生問題的時候，我們會覺得系統控制的失落(loss of control)。當我們預期能夠控制，但是卻失去控制，會和我們根本沒有預期可以控制而失敗，造成很不一樣的生理與心理後果。失去了預期中的控制，會帶來對抗(reactance)和有壓力的激發(arousal)；然而缺乏控制，帶來的卻是無助感與被動的心態(Baum, Fleming, & Davidson, 1983)。
自然災害與科技或人為災害其實並不容易一刀將之劃分為二。即使地震的發生是天然的，但是房屋的倒塌卻可能是建築物偷工減料引起的後果；颱風的發生無法控制，但是豪雨過後的水災可能是開發過度或排水設施不良的結果。而且隨著技術的進展，我們對於災害造成的後果的預期也不同。三十年前颱風造成淹水、房屋結構的損壞，人們可能接受其為自然的現象，但是現在人們卻認為一定是人為不贓的問題。而對於災害是缺乏控制或是控制失落的歸因解釋，會影響人們對於災害的後續反應。
災害也會影響我們對於未來控制科技的信心。民生別墅的居民認為原子能委員會連小小的輻射鋼筋都沒有辦法處理，那核能電廠爆炸的話怎麼辦？即使在三哩島事件中，反應爐核心溶解之前工程師就已經重新控制了反應爐，然而核能科技控制的失落，仍粉碎了許多人對於核能發電的信心。這種心理衝擊不只影響當地的居民而已，也影響了美國甚至全世界的其他居民。如果科技失敗的例子重複發生，會讓我們對於其他科技的信心也跟著喪失。
自然災害發生之後，社區的衝突會減少、居民之間會產生鼓勵利他的行為、並形成治療團體。自然災害對居民造成威脅與影響，居民因此發展出共享的不安與害怕的感覺。他們可能將災害解釋為天意或命運，而不是有人惡意要製造傷害。因此，災害可能帶來的破壞、災害發生的原因、災害衝擊的模式，並不構成社區意見紛歧的因素。災後社區充滿了共同受苦的氛圍以及利他的關切。受害者雖然面臨巨大的損失，但是並不覺得受到惡意或不公義的對待。而且他們會看到有人損失比他更慘重或是一樣的受害。他們也相信整個社區遭到很大的破壞，情緒的沮喪與物質的損失能夠分散到社區中不同種族與社經階層的人。這些因素使得「受苦者社區」得以形成。受害者暫時可以丟掉在其他危機中所產生的「為甚麼是我？」的疑問，而發展出「我們都受苦、我們站在一起」的觀點 (Cuthbertson, & Nigg, 1987)。921地震之後，許多災區的民眾、教師、公務人員積極加入救災的行列；有的房屋完好的家庭，就提供食宿成為其親友的暫時收容所。
如果災害帶來非目的性、隨機分佈而明顯的破壞的時候，社區比較容易發展共同受苦、同情與關切的情感。清楚的個人與社區需求有助於在初期復健階段發展具有共識的適應。當社區成員進行互相幫助與合作的時候，他們向自己與他人展現創造社區感的可能性。他們雖然經歷了損害，但是也經驗到熱情、感謝以及為了共同的目標而一起工作。當工作有了具體的效益，社區認同與整體感就浮現。社區成員展現凝聚力，提供情緒支持來克服難關，也形成對於未來正面的態度。但是當921地震有些居民發現倒塌的大樓結構裡居然有沙拉油桶、鋼筋箍筋不足等現象時，他們就有了清楚的譴責對象。有些人則可能開始追究當初購屋的決策，因而引發人際衝突。
自然災害造成的影響看得見，但是化學物或輻射污染等災害造成的結果卻不是很清楚易見的。輻射病症有十幾年的潛伏期，沒有明顯的身體癥狀可以證明一個人受害。由於相信影響不一定發生或者不會很嚴重，受害者的情緒壓力，本來是人們同情自然災害受害者的原因，現在卻被認為是政府或媒體恐嚇策略造成的結果。甚至當身體癥狀已經出現，也還得不到民眾的同情與關切，它被認為是歇斯底里的過敏反應，而不是輻射污染引發的疾病。正如多氯聯苯的患者，身體皮膚會有潰爛的症狀，但在米糠油這個元兇尚未找出來之前，患者就被責怪是個人的衛生習慣不好使然。

三、專家科學理性與居民生活經驗
由於科技災害的性質與影響不像地震、颱風那樣確定，因此民眾、專家和政府對於災害的認知與判斷就形成差距。例如災害的界定與發佈，雖然政府並不想為沒有及時發出污染警告而負責，可是政府又不願意為發出警告所可能產生的後果負責。於是科技災害事件常常因為政府未及時處理，甚至企圖掩蓋事實，而使得事態更加擴大而嚴重，對民眾造成更大的危害。彰化多氯聯苯事件發現初期，在醫學界檢驗不出所以然時，惠明盲校有意透過傳播媒體呼籲大眾注意其師生所患的怪病，令衛生處官員不悅。而在衛生局已經懷疑食用油出問題時，仍以化驗不出而未及時通知外中村居民，以致讓村民多吃半年，造成更多死亡。然而今年一月的流行性感冒，和往年流行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差距，卻又由於有些醫院在未經檢驗證實之前，就將死亡病例告知媒體發佈消息，引起民眾的恐慌。也有人認為是藥界為了推銷其流行性感冒預防針而刻意製造感冒流行嚴重的印象。至於輻射鋼筋事件，早在1983年中國商業銀行的宿舍工地就發現了，但是當時政府以怕引起國人恐慌以及影響鋼筋外銷為由，將此事件祕密處理。1985年原子能委員會又發現民生別墅啟元牙科的輻射鋼筋，卻又刻意隱瞞，以致讓民生別墅居民多受害七八年，也導致其他的輻射屋未能及早發現，而未讓傷害降至最低。
由於居民對於科技災害毫無準備，因此急切地希望從政府得到較多的相關資訊與協助。但是政府經常傳達了矛盾或模糊的訊息，帶給民眾更大的焦慮。政府經常一方面告訴民眾「你處在危險之中」，一方面又說「你是安全的」；一方面說「我會幫助你」，另一方面又表示「我無能為力」，造成民眾認知上的混淆。其實這種矛盾的訊息可能意味著「你們的處境是危險的，可是我無法為你們做甚麼」。當機構否認不可見的威脅的時候，會更加深受害者所經驗的不確定性，因為它混淆了與企圖適應有關的經驗訊息。它更促進了心理創傷徵候的發展。如果受害者覺得機構不正確地否認威脅，他們更相信威脅是很嚴重的。無論是否有背後之動機，機構的否認，可能讓居民根本不知道危險已經在發生當中了。
政府機構認為對大眾提出潛藏或既有的危險的警告，會帶來極大的恐慌。但是實際的例子卻顯示，管制資訊否認危險反而造成恐慌與心理創傷，否認並沒有阻止過度警戒的反應。不管是甚麼時候發佈資訊，對於暴露在不可見危險中的居民而言，似乎都會引起恐慌，如果這樣，那為甚麼要否認呢？說不可見威脅是安全的，並不能阻止恐慌，最好的情況也只是把過度警戒的反應延後而已。但是這種否認的政策模式卻可能讓受害者的過度警戒變成一種長期的生活模式。因此否認是一個不好的決策模式，因為：它並沒有如所預期的，阻止過度警戒與恐慌的發生；它反而更加強了某些人的心理創傷；讓受害者有更大的發展身體疾病的風險。不論承認或否認威脅的存在都會引起過度警戒與恐慌，最好的方式還是告訴受害者有關危險的資訊。它可以防止上述所說的問題，同時可以讓受害者在有資訊的情況下採取有效的適應策略。如果受害者獲得如下的訊息，他的恐慌相信可以減低：他們正處在暴露於不可見污染的過程之中，有增加得病的風險；因為環境與醫學上的不確定性，所以無法確定甚麼是最好的適應策略；政府或機構知道這樣的困難，但是願意竭盡所能去預防與減低暴露之危險，並且會定期檢測受害者的健康狀況。機構應該盡力幫助受害者採取適應的行動(Vyner, 1988)。
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爭執經常導因於雙方對於風險的認知方式不同。政府或專家採取的是所謂「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面對居民的病例，他們認為除非你能用科學證明化學物或輻射是直接的病因，否則他們認為化學物或輻射是無辜的。這種保守的態度可以減少政府所必須採取的行動。相反地，居民採用「最壞可能性」(worst-case) 的分析方式。除非專家能證明化學物或輻射不是致病的原因，否則它們可能就是禍首(Edelstein, 1988)。對於政府官員或專家而言，環境威脅只是一個抽象、遙遠的事件。即使他們有責任處理此事件，但是可以採取保持距離的「客觀」態度。他們也許會到現場察看，但是隨即可以回家，把這件事拋在腦後。他們關心的是誰應該負責任，然後依照規定解決問題。然而對於受害居民而言，環境災害是一個無法逃離的現實。它關乎全家人的健康、心理壓力、財物損失與家的失落。專家常認為科技災害帶給人的危險是相對的、機率的。他們可能舉出吸煙或交通事故比化學物或輻射所造成的死亡率還要高，因而要居民稍安勿躁，勿大驚小怪。然而對於處於災害情境中的受害者而言，其危險性是絕對的。官員或專家以科學或統計的觀點，認為居民是過於情緒化、不理性的。事實上，是他們宰化了理性的含意，將活生生的人化約成一個理性思考的機器。
林肯大郡災變發生之後，政府強調要多聽專家的話，但是政府眼中的專家卻只有土木結構水利等工程專家，而忽視社會社區心理的專業；另一方面工程專家的鑑定報告只是說明既有建築物的狀況，政府卻又將之解釋成為「補強」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四、環境災害與性別
災害，即使是所謂的自然災害，也是一個在特定社會結構與政經體制脈絡下的社會事件。如果不討論災害前既有的社經結構，則我們也無法理解災害所造成的影響後果。很顯然的，災害對人群所造成的影響分佈不是均質的，越是在經濟、政治、年齡上的弱勢者，可能受到的衝擊就越大，能獲得的公共資源也越少。例如921地震發生後，原住民(如邵族)的傳統延續就面臨危機、孤兒的心理創傷如何得到適當的復健、而獨居老人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
正如女性的無支薪勞動長期受到學術研究的忽視，災害對女性產生的衝擊以及女性在災後復健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與研究。雖然許多災難研究的調查都包括「性別」這個變項，但是他們只是提供性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的資料，卻沒有提出女性觀點，或是對於女性的經驗進行深入的解釋與分析(Fothergill, 1998)。多數有關性別差異的計量分析，隱藏了性別作為社會不平等的一種形式。研究者只是例行的比較男性與女性對於災難反應的差異，卻沒有深入分析造成這些差異背後的社會結構性(經濟、政治、法律、職業、家庭、意識型態、文化)不平等(social, gender inequality)。在心理衛生的文獻中，即便討論女性的災難心理經驗，但是性別卻很少被置放在文化與歷史的脈絡中理解(Bolin, Jackson, & Crist, 1998)。
女人如果比較容易在災難中受傷害，並不是因為她本質上較為脆弱，而是因為社會安排導致女人的貧窮、政治上處在邊緣位置，以及必須依賴男人的處境。當災難摧毀了家園，把人回歸到夏娃與亞當的處境的時候，男女的關係有沒有機會重新開始，還是更加重了既有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關係？女性有沒有可能因為災難而從家務勞動負責者的角色解放？1970年秘魯的Yungay在因地震所引發的雪崩災難後，由於人員的傷亡，原有的勞務分工界線變得模糊。在沒有女人的家庭中，男人也不自覺的做起過去女人所做的工作。然而隨著家庭的重組(與親友同住、再婚)，家庭中男女的比例大致回復跟過去一樣，傳統的性別分工又再度出現(Oliver-Smith, 1986)。也有文獻指出，女人在面臨災害的時候有很強的生命力，因為她們關心別人，即使這些人是陌生人(Cox, 1998)。而由於家庭主婦有較自由的時間可以運用，因此往往也成為社區重建的主力。在參與的過程中，讓有些女性獲得了更大的能量。一位女教師雖然家園破碎，為了照顧學童不得不堅強起來，勇敢參與重建的工作。她從一個不知道怎麼說不的女人，慢慢學習發出自己的聲音，敢質疑權威，而成為一個堅強的人(Colina, 1998)。林肯大郡災變後，男性居民或者要經營生意賺錢養家、或者身為公務員不便出面與政府抗爭，這兩年多來的社區抗爭行動，女性一直是最主要的力量，值得進一步討論。
女性受限於私領域照顧者的角色，也失去了與政策執行者對話的機會。由於災難對於家與社區造成威脅，女性經常透過其社會網絡而積極參與救災與重建工作。但是女人的角色被視為是傳統照顧管理家庭角色與責任的延伸，結果在高階層、具有決策權力的救災重建正式組織中，女性往往無法進入。例如行政院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中40位執行人員全部為男性，而民間重建專業諮詢團的顧問，也是以男性為主。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檢討，更關心地震災害究竟對女性造成如何的衝擊，也應該讓更多的女性參與災後重建計畫的擬定與決策，以期照顧女性的需求。

五、環境災害引發自我認同的危機
一個人的自我(self)就最廣義的界定來說，是他所有可以稱為他的(his/her)的總和，不只是他的身體和精神，也包括他的衣服和房屋….這些東西給他相同的情感。如果它們不斷滋長，他會洋洋得意；如果逐漸衰退，他會感到沮喪。在人們所擁有的物品當中，房屋可能是就經濟價值而言最昂貴的一件，許多人奮鬥一生為的是要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屋。當然房屋並不只是讓人擁有、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它更可能由於人常處其間、完成重要的個人、家庭與社區的活動，進而讓人發展出心理上的黏結(attachment)。這種對家的黏結整合了人的自我界定與認同，而黏結的破壞就可能危及個人的自我界定。房屋以及其他個人所擁有的物品傳達了「我是誰？」的訊息。房屋遭到破壞，例如遭到污染、倒塌，個人的價值也受到影響。
林肯大郡的居民大都是30到40歲的中產階級居民，他們辛苦打拼，不想寄人籬下，不想搬來搬去，為了尋求生活的安定，找到了這個在經濟上可以負擔得起的住屋，也算完成了人生計畫中的一件大事。但是溫妮颱風摧毀了他們辛苦織起的美夢。這不只是經濟的巨大損失而已，更危及生活的價值。林肯大郡的居民質疑辛苦工作的意義何在？過去工作為的是找尋一個安定的家，現在工作的薪水卻要拿去繳交一間已經無法居住的房子的貸款。
自我認同的形成經由一個我們想像他人如何看待我們的過程。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居民不只可能遭受異樣的眼光，也可能面對正面的質疑或是「譴責受害者」的社會壓力。親友可能質問甚或嘲笑：「那種厝你也去買？」面臨這種挑戰，居民必須提出一套解釋來肯定自我。「事情發生之後當然有人放馬後砲。」「有的人說是我們沒有知識。人家那個建設公司的總經理還買三間，還有保險經紀人、律師、立委也都有人在這邊買的啊。」有的林肯大郡的住戶就養成了「我很笨！」的口頭禪，做為自我解嘲的發洩方式。其實他們很清楚知道，「我們沒有錯，如果有，那是錯在我們太相信政府、相信建商。」
大規模的環境災害可能讓人的獨特性(individuality)喪失，例如921地震死傷數以千萬計，存活者被視為廣大災民中的一員。其他地區的民眾依據媒體的報導，用概括性的理解方式來對待災區的個人。雖然每個人的社會背景、過去生活經驗、性別、家庭狀況都有所不同，但是都是泛稱的「災民」。遠方的親友如果沒有把他們視為獨一無二的個人，企圖瞭解他獨特的經歷與感受，會讓他們失去了個人的自明性(identity)。
災害剝奪了人的社會網絡與物質資源，可能造成人們自我認知的改變。有些原有的社會上層階級人士，在災後房屋倒塌、暫時變的一無所有的時刻，同樣必須跟其他人一樣的排隊領取救濟品。在最緊急的時刻，無所謂富裕貧窮之分、老闆員工之分。而有些人則在資源失去變少之後，變得不喜歡自己的個性，質疑自己為甚麼開始會跟別人比慘、變得容易生氣、社交能力降低(不喜歡別人總是問他災害的情況)？或者明明自己過的好好的，可是卻變成別人眼中的可憐、需要同情與幫助的人。

六、家的意義的倒轉
我們常說家是安全的堡壘、家是避風港、家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家是親人聚在一起互相傾吐痛苦與歡笑的地方、家是擺脫工作環境壓力使精神得以鬆弛休息的地方、家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的終點 (Appleyard, 1979; Despress, 1992)。然而對於民生別墅的居民而言，由於輻射的介入，這些家的意義已經逐一的失去。住宅空間內的輻射污染使得家由原本的「避難所」、保衛家人生活與安全的地方，變成是家人要為之抵抗、保護的對象 (Brown & Perkins, 1992)。一個原本日常最親密的生活空間，變成一個讓居民想要逃避卻又是不得不面對的地方。回家不再是期待。家變成是一個想逃離的地方。出去不再有目的，只是為了要出去。
Bachlard(1969)曾經用森林裡的小屋作為家的原型，即使狂風暴雨來臨，小屋也跟著顫抖，但是屋裡的人知道在屋裡他就是安全的。遮風避雨本來是住屋最基本的功能，然而對於地震地區、林肯大郡或是民生別墅的部分居民卻連這個也受到威脅。剛發生過地震地區的民眾寧可睡在公園、馬路上的帳棚，也不敢回屋睡覺。颱風來了，政府或親友可能會告訴你最好待在家裡不要出門，因為外面很危險，而家裡是安全的。但是林肯大郡的居民在颱風來臨前卻要趕快「跑到人家家裡逃難」。由於鑑定報告無法給居民確定安全的訊息，加上居民從日常生活環境中的觀察(例如日益擴大的牆壁裂縫、雨後地面不斷湧出的水)，導致家不但無法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反而是危險的來源。「我昨天還做惡夢，夢見我家的窗戶掉下來，我用手扶著窗戶。」「我每天晚上都做惡夢，夢到從懸崖摔下去。」「發生事情後的兩個禮拜內，我們都是穿好衣服睡覺，隨時準備逃難。」
購買自用住宅一直是台灣民眾努力奮鬥一生的追求理想，但是發生林肯大郡事件與921地震之後，許多民眾卻寧可租屋也不願意購屋。這些環境災害讓自有房屋的人蒙受巨大財產的損失，更甚者，是很多人還背負了鉅額的貸款。如今房屋根本不堪居住，卻仍然要努力工作來繳尚未償清的房屋貸款。

七、不確定性：時間/空間秩序
家不只是一個居住的空間，也提供我們時間上的認同。在家裡，一切東西與空間的安排都是非常熟悉的，日復一日的處身於這個環境之中，它變成是理所當然無庸置疑的。Seamon(1979)指出空間變成是一個植基於身體之中的前反思行動的場域(field of pre-reflective actions)。即使是深夜裡沒有燈光，我們還是可以用身體去感覺環境，知道家具的所在，在房間裡行走。每天晚上我們事情做到一半沒有完成，我們知道明天早上起床之後，就可以繼續，不必一切從頭再來。離開家到一個陌生環境裡，我們要時時提高警覺、要去適應環境，可是在家裡我們可以放鬆、感到安全與連續性。家也提供一個穩定的基礎讓我們可以安排未來。它不只是個人自我認同的再現，也孕育了認同成長的環境。自我認同的成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靜態自我意象的反映；它需要一個允許現在與未來、經驗與想像互動的可能。知道我們可以安居在一個地方而又有可能改變它，讓我們可以建立未來的夢想(Dovey, 1985)。所以人與家的黏結(attachment)也不是靜態的存在，它是一個過程；透過不斷發展的事件，我們維繫了與環境的關係。變換家具的位置或者重新裝潢，改變了環境，但是仍然維持甚至可能加強了我們與家的黏結。如果人們無法改變環境來支持其所慾望的認同或目標，則這個黏結就可能消退。但是如果環境受到外界力量的衝擊或破壞，以致於居住者必須花費非常大的心力去維持其生命的連續與穩定，則個人的認同也可能受到傷害(Brown & Perkins, 1992)。
家一方面需要長時間經營來建立個人與家的黏結，同時家也許諾了未來認同的發展空間。一個因為工作或其他外在因素而必須經常遷移的人，很難對一個地點發展安全而穩定的黏結關係。即使是遷移頻繁的游牧民族也會藉著同樣的家具安排方式、帳篷的方位以及豎立帳篷所舉行的儀式以維持連續性。對於習慣於在空間中定居的人來說，住屋不像是日常用品可以來來去去。就像一位林肯大郡的居民所說：「房子是一輩子的事。」當政府告訴他們鑑定的結果是「目前安全無虞」的時候，他們要問，什麼叫做目前，是一天、一個月還是一年？有的居民受迫於經濟的壓力，仍然住在原來的家裡，也有人暫時居住在建商提供的大樓區的房子。但是他們同樣遭遇的是對於住屋未來的不確定性。颱風或者地震再來的時候，林肯大郡會不會再發生災變？建商允許他們暫住大樓區到何時？這種對於未來的不確定，導致住戶連基本的住屋維持都感到困惑。「我家很亂，已經沒心情整理。」「現在回到家裡都比較不喜歡整理，好像有沒有整理都無所謂。」「對我們家來說不安定真的是很不方便，以後要怎麼做，現在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安排比較好。」
民生別墅的居民也面臨相同的境況。在輻射鋼筋事件揭露的早期，居民對政府還存著相當的期待，對於社區理性的抗爭，也存著一絲希望。可是或拆、或搬，什麼時間可以有明確的答案，仍然是一個很大的疑問。而這種不確定性，讓居民無法去維持經營每日所生活的住居環境。
本來我們家也是想要弄[重新裝潢]，後來乾脆不弄，乾脆亂七八糟的。反正我們也覺得這個地方到底要蓋還是要賣，我們現在也是看它們怎麼樣再處理。
環境災害帶來人生際遇的丕變，有的人感嘆人生無常因而更加珍惜既有的人生，有些人開始質疑規劃人生的意義。地震過後的鄉鎮該如何規劃、房屋算是半倒還是全倒、貸款可以緩繳多久，這些居住空間的不確定也往往造成未來人生規劃的困難。

八、環境災害之外
近三四十年來，台灣在民眾努力之下達成了國際認為的經濟奇蹟，然而經濟奇蹟並沒有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與政府施政的水準，反而讓我們彷彿置身原始的洪荒。經濟奇蹟一方面顯示在極短的時間內大幅提高國民所得，另一方面在高所得的情況下我們卻反而過著連日常生活都備受威脅的日子。儘管第三世界國家在後緊緊直追，我們仍然有著傲人的經濟成長率。只是我們的經濟是藉由殺雞取卵的發展方式，我們已經超額地利用屬於子子孫孫的資源。堆積如山的垃圾、土石流、河川污染、滿山遍野的的高爾夫球場，這難道就是我們留給子孫的遺產？
錢賺得越來越多，不斷地建設，但是我們的制度與視野卻大幅地落後。我們有錢可以興建可能是全世界最貴的捷運系統，但是卻沒有統整系統的人才；我們可以興建核能電廠，卻沒有處理核能廢料的能力；就連潛在的輻射屋都還未能徹底地完全清查出來。台灣本來就處在地震帶，過去也發生過多次的地震，但是921地震發生之後，我們才驚覺民眾對於地震的知識少之又少、學術界也驚覺關於地震災害的社會科學研究幾乎闕如、而緊急救災系統與災後重建制度也幾乎沒有建立，一切似乎從頭開始。
台灣還有許多荒謬地景，西南沿海因漁業養殖超抽地下水導至地層下陷，祖先的墳墓也因積水無法排除而陷在一片汪洋之中，因為有些地方的地平面早已在海平面之下。澎湖的離島有旅行社不斷舉辦踏浪的活動，結果把海底的珊瑚都踩死了。桃園市虎頭山青溪國小因為鄰近焚燒垃圾，學童因而必須戴著口罩上課。東部海岸公路沿岸擺滿了消波塊，世界級的自然美景正逐日消失當中。這就是經濟高度發展台灣的寫照。然而在經濟光環的照耀下，我們卻仍然要為日益惡劣的生活環境以及可能迎面而來的環境災害而感到焦慮不安。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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